佛教造像碑的题记与铭文
文/中台山博物馆馆长、前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造形艺术博士 见迅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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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隋代杨元贤造佛碑像(碑阳图) |
佛教造像碑上层为佛龛,下方刻有文字;或于正面造像,而题字在碑阴及碑侧;或于碑阴及下方刻有供养人像,每一像旁有题名。随造像碑造型的不同,题记的位置亦随之变化。
题刻在佛教造像上的文字资料,称为“造像题记”或“造像记”,其结构大多涉及造像时间、造像者、造像动机和发愿对象等。造像纪年、像主地缘、誓愿回向,这些文字纪录都是研究当时佛教艺术相当珍贵的石刻史料。
铭文,是一种刻于金石器物以歌颂功德的文字题记,通常文句精炼,妙语珠玑,蕴藏哲理。其文体多为文言文,通常由四字或六字组成,记、铭、颂为其主要文体形式,宗教情感、宗教体悟、赞扬祝愿为其基本意义。
清代王昶《金石萃编》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论述:“造像或称一区(原注:或作,或作躯),或称一堪,其后乃称一铺。造像必有记(原注:记后或有铭颂),记后题名。”
造像年款的历史见证
题记上的年款涉及造像的时空背景、历代的传承供养,甚至修护的历史见证。如中台山博物馆馆藏杨元贤造佛碑像,正面碑阳有“唯大隋大业四年岁次戊辰朔四月一日癸卯朔一日癸卯”之纪年,碑侧又有“维开元廿九年岁次辛巳闰四月辛巳朔八日”另一年款,此二年款是此碑历经隋、唐两朝供奉之历史见证。
馆藏东魏武定二年杨元惠造千佛碑像,造像题记上有二年款,一是大魏武定二年邑主杨元惠等发愿造石千像一区之纪年,一是大明嘉靖十四年重修之年款。足证此千佛碑像经历代传承,在代代供养人的真心守护及修复下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知,佛教文物即是历史的最佳见证。
造像者与地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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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贤造佛碑像
碑阳铭文拓片(局部图)
──隋代年款 |
杨元贤造佛碑像
碑侧铭文拓片
(局部图)
──唐代年款 |
王昶的《金石萃编》汇录有造像者的各种名称:“凡造像之人,自称曰佛弟子、正信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优婆夷。凡出资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东西南北四面像主……邑中助缘者曰邑主、大都邑主、都邑主、东西面邑主、邑子、邑师、邑正、左右葙邑正、邑老……其寺职之称曰和上(和尚)、比丘、比丘尼……”,名目之繁,不复赘论。造像题名上的供养人,包括有官吏、僧众、平民,尤其有众多女性身份。从供养人的籍贯、身份、名衔、官职等记载,或可找出造像的来处地区。
如馆藏隋代杨元贤造佛碑像,正面碑阳铭文记载:“吉昌县前主簿杨元贤。弟县录事里儿。弟前里长默儿。……言合兄弟三人等造石象一区”,得知造像主杨元贤曾任吉昌县主簿,即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其弟是县录事,是掌管文书的属员。“吉昌县”,今山西省临汾市吉县,故此造像碑可能来自山西省西南地区。
发愿文与功德回向
造像题记中“上为皇帝 陛下,下为七世父母”之发愿文基本模式,体现佛教与儒家伦理思想的忠孝精神与传统礼教结合,传达出佛教在中土进一步中国化和世俗化,具有民间性和大众性。
家庭的幸福与家人的安康,是发愿文的核心,反映了造像祈福禳灾之民间信仰。战乱的魏晋南北朝,造像祈福成为人们的心灵寄托,希望藉由造像功德,早登极乐世界。隋唐时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提升,人们向往着佛教净土。在造像题记中为亡亲、父母及家人祈福,表达对于世俗生活的美好期待,亦是孝道精神的展现;为皇帝造像祈福,更是忠德思想的反映。
如馆藏西魏大统十二年比丘道纂造佛碑像的发愿文:“仰为皇帝 陛下,国祚永隆,百辽迁□,中为旷劫□宗,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常生净土,龙华三会,愿登初首,生生世世,值佛闻法,下及法界众生,地狱饿鬼,一切有形,斯沾福故也,刊石勒铭,记功于后,传示英哲,云尔。”
馆藏隋代杨元贤造佛碑像碑阳铭文:“割减家资敬造石象一区,上为皇帝 陛下,下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缘眷属,合家大小,边地众生,俱登正觉。”碑侧亦有为皇帝表功彰德之铭文:“□等六人,上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下及七世先亡,见存家口,庄严故像一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是唐玄宗之尊号,显示此碑从隋至唐,皆有供养。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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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唐代王仁表造佛碑像
碑阴及碑侧《心经》拓片图 |
佛教雕刻与书法的结合,是造像题记的另一艺术价值,如馆藏唐垂拱元年王仁表为其亡女所造之佛碑像,碑阴及碑侧刻有当时玄奘法师所译之《心经》,为一件优秀的碑像书法精品。
造像题记,是雕刻在石刻造像上,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的文字,牵涉到金石学的研究。清代叶昌炽《语石》卷三:“古文奇字,读者不能尽通,此释文所由昉也。然不必尽刻于石。”又言:“今字读古字谓之释,以此国之文读彼国之文谓之译,其实一也。”铭文拓片将造像题记和线刻图像忠实捶拓出来,可对铭文内容、文学书体、书法风格、历史资料等加以判读研究。有关造像时代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艺术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亦可从铭文得到许多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所以佛教造像碑上的题记与铭文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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