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记录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历程,也丰富了人类的文明。而佛教在雕刻、雕塑、书法、绘画、文学的展现,更深刻融入中国悠久的文化中,为众生开启一扇美丽的艺术之窗,透过这扇窗,将亲见万德庄严的华藏世界,般若性海。











  顶礼佛塔 得如实道
佛教艺术中的佛塔及形式(一)


   文/见谌法师

佛塔的由来

  佛塔,梵文称为窣堵波(stupa)、或塔婆(thupa)(注一)。据我们现在所知,早期印度习俗,人在死亡后将其遗体火化(荼毗),世人捡其遗骨,建之而成坟冢,所以窣堵波又称为骨灰堆或方坟,形式上是一个简单的半圆形土堆。在早期印度四种姓时代(注二),社会阶级分明,能建立坟冢的只有贵族阶层。

  当佛陀创立佛教的时代,印度还是处于外族入侵、政治混乱的时代。种族复杂、各种思想分歧,咒术祭仪横行、社会阶级严明牢不可破。佛陀是伟大的生命导师,当其即将涅槃之际,四众弟子忧愁哀伤,求佛慈佑,叩首而问:“世尊入涅以后,将以何为师?”佛陀说:“以戒为师。”并告诫弟子世间一切皆是不安败坏之相,所以不应对“相”执着,当一心向道,以求契悟。所以,佛陀涅槃后,佛弟子只将荼毗所得之佛骨(舍利),建为坟冢,此便是窣堵波之由来。

佛塔的出现

  西元前五世纪,佛教虽已在印度传布,但当时西北印度为波斯王朝所统治,至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西北印度犍陀罗地区成为希腊化文化,直到孔雀王朝(Mauryan)统一印度北部,佛教以其教义──慈悲、平等、不杀……,感动了当时印度不同种族与阶级的人;尤其在阿育王(Asoka)征服南印度的羯陵迦之后,更惊觉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与悲惨,因此大力宣扬佛教的教义,在国境中大量开凿石窟、树立石柱、刊刻诏令,建造佛塔。所以阿育王时期,可说是佛教艺术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从此时期一直到佛像出现的一世纪之间,美术史上称之为无像时代(Aniconic Period)(注三)。

  根据希腊史家Megasthenes的记载,孔雀王朝的华氏城沿恒河绵延九英哩,计有五百七十座塔。在阿育王以前已经有八座窣堵波,收藏着佛陀的舍利与遗物。而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所记:“时波离邑无忧王(阿育王)便开七塔,取其舍利,于赡部洲广兴灵塔八万四千,周遍供养,由塔威德,庄严世间。”佛陀示现涅槃的时期,距阿育王已经有百余年,为了弘扬佛陀的教义,阿育王派遣许多长老甚至亲生儿子至各地宣扬佛法,并重新将佛陀舍利收集,分为八万四千份,一一建造佛塔供养,以纪念佛陀的圣迹。阿育王对于佛塔的礼敬与尊崇,代表当时人们对于佛陀的思慕、祈求和平与积累福德的观念。

佛塔蕴含的意义

  在此时期佛教徒秉持佛陀不对相执着的遗训,所以这时的艺术表现,大部份是藉由建筑物而呈现,如石窟与佛塔,尤其是佛窣堵波四面陀栏那(门架)上的本生(Jataka)故事浮雕。佛教徒运用象征与隐喻的方式,透过佛塔形式与雕刻,来表达对于宇宙、生命与教义的看法。窣堵波最早的意义,虽然依当时的习俗,世人是以骨灰堆来看待,但它的含义实则远已超过这个世俗意义。“其(窣堵波)造形,一说是模仿蛋形,故称安达(anda),内部舍利子有如生命之源。一说是模仿佛钵,圆冢的基座乃是佛座垂下的袈裟。最普遍的看法则是由古代墓葬形式发展而来,象征佛的涅槃。”所以就当时的意义来看,佛塔即是佛陀的另一个象征意义,而礼敬佛塔即是礼敬佛陀。

佛塔的形式

  早期的窣堵波是从墓葬形式而来,其形式较为简单,从西元前二世纪的遗迹中(桑奇、巴尔胡特)可发现早期佛骨塔(窣堵波)的基本形式,是由一个半圆形覆钵、方形平台、塔刹及基座所构成。目前在印度中部Bhopal的桑奇(Sanchi)大窣堵波,此处共有三座窣堵波,遗存了丰富的古代佛教艺术石柱、支提堂、僧院等。考古学家发现此处佛教艺术的创造始自阿育王时期,后来的巽加(Shunga)及安达罗(Andhra)王朝陆续修建,其中最为精致的一号塔直径约为36.6米,高16.5米,栏楯(Vedikas)高3米。西元前二世纪中叶,曾加以改建,并把绕道提高至冢座,再于南口加上两道阶梯,整个覆钵都覆盖上未经雕饰的石板,还不时露出早期所使用的红色石砖,圆顶有一圈方形栏楯所围成的平头(harmika),中央有一三层华盖(chattra),此即后来的塔刹和相轮的原形。塔周围绕着栏楯玉垣,四方建有10米高的塔门,雕刻精美,以浮雕方式在横梁上刻着本生故事及佛传,兼具有印度本土风格及宗教象征的美感,充满装饰性与叙述性的繁复构图,虽然看不到佛陀的形象,却显示出当时佛教美术的成就。

  三号塔较一号塔为小,塔丘曾出土过一个舍利石函,上面刻有阿育王时期十位高僧的名字。二号塔与三号大小相近,但无塔刹,平头其中有两个舍利罐,刻着舍利弗与摩诃目犍连的名字,装饰也比较简单。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说:“佛言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着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宝瓶。长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睹波耶?为余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长者,若为如来造窣睹波者,应可如前具足而作。若为独觉勿安宝瓶;若阿罗汉相轮四重,不还至三,一来应二,预流应一;凡夫善人但可平头无有轮盖,如世尊说如是应作。”这是在经典中对于佛塔的明确规范,对于塔刹相轮的重数可从一至十三不等,如来舍利塔当作十三重,阿罗汉圣者四重,三果圣者三重,初果圣者一重,凡夫善人有平头而无相轮。其中“若为独觉勿安宝瓶”是说若为缘觉圣人所建之塔,相轮的重数亦为十三重,但并不安置宝瓶。“宝瓶”在《大唐西域记》中,当时玄奘法师在印度菩提迦耶,见到大菩提寺上的相轮时称为“庵摩罗果”。然而,印度早期的窣堵波,可能不像经典中所说的规范,也没有安置宝瓶;但是在大乘佛法兴起以来,各地建造佛塔确是完全根据经典所制,而且建塔也不限于佛舍利塔。据载,波斯匿王曾取佛陀爪发立塔。在《六度集经.儒童受决经》也记载,长者子贤干于定光佛前以微柴插地立刹建塔,感得佛陀成道时授记的果报。

  大乘佛法兴起后,人们以供养三宝为积聚福德资粮之法,曾出现小型的奉献还愿塔,目前在犍陀罗斯瓦特谷、东印度及斯里兰卡都有发现,这些小型的窣堵波大致上的基本形式还保留早期大窣堵波的样式,特别的是,在犍陀罗Loriyan-Tangai所出土的一件小型窣堵波,相轮五重,平头作梯形斜方,覆钵下作三重基座,最下方为一正方形座,除了基本的佛塔形式外,充满了来自于希腊与波斯艺术风格的影响。依考古学家估计,这件小佛塔的年代约于西元三世纪的贵霜王朝所造,当时对佛像的雕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塔基上布满了佛陀形象,基座的图纹与方形的底座,可看出其与希腊建筑所用的形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自此以后,佛塔的形式变化愈来愈多,若以佛教美术来看,印度地区一直到西元十世纪,佛塔的形式还保留了早期的样式;在密教发展以后,甚至早在西元四世纪佛法传播至中国时,佛塔已经与当地的建筑充分结合,创造出更为丰富的形式。(待续)


(注一) 梵语stupa之音译,又作卒都婆、窣堵波、薮斗婆。巴利语为thupa。略称塔婆、兜婆、浮图、塔。在古代印度原为形如馒头之墓。释尊灭后,“窣堵波”不止为坟墓之意,已有纪念物之性质,尤以孔雀王朝建设许多由炼瓦构筑之塔,埋有佛陀之遗骨、所持品、遗发等,故渐演变为圣地之标帜及庄严伽蓝之建筑。其后,有以塔为中心,而兴起新佛教运动。

在中国、日本,塔与金堂并列为重要之建筑物,用以奉纳佛舍利,为寺院之象征。其三重塔或五重塔最上方之相轮部分,保有印度之风格。释迦法中佛成道时,二商得世尊之爪发而起塔,是佛塔之嚆矢,又波斯匿乞佛之长发而起塔,是亦为最初。佛灭后有十大塔,阿输迦王时有八万四千舍利塔,此等为佛塔也。

(注二)种姓(Varna)时代为早期印度社会,尤其是雅利安人(Aryan)文化建立的社会阶级。其阶级依次为婆罗门(brahmans)、刹帝利(kshatriyas)、吠舍(vaishyas)和首陀罗(shudras)。分别代表僧侣、帝王贵族、商人与奴隶。

(注三)无像时代(Aniconic Period);佛教美术史一般用来界定在西元一世纪尚未出现佛像以前,此一时期佛教艺术以象征及隐喻的方式来表达佛陀本生故事的内容,并不直接出现佛的形象,其中诸如以法轮来代表说法,足印代表住世,菩提树代表悟道,窣堵波代表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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