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见谌法师　

　　佛教艺术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兴盛，从中亚丝绸之路开辟以来，贸易与政治军事的交通频繁，无形中也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融。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记：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

　　时在东汉永平年中，当时的楚王英盛斋戒之祀，尚浮图之仁祠，可见楚王已信奉佛教。此记载透露出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明帝夜梦金人早得多。中国与西域的关系早在西汉时就为了征伐匈奴而大开通往西域各国的大门，据说张骞出使西域后，便有人将金人(佛像)带回中国。其后班超、班勇、甘英等人数通西域历安息、大秦，各国方物，迳至汉廷。到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等人至天竺求佛法，途经大月氏遇迦叶摩腾与竺法兰，迎回中土驻锡白马寺，译成中土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时间已历近三百年。

　　大月氏原为月氏的一支，月氏为匈奴所灭后迁于大夏(今中亚一带)，最初中亚北部犍陀罗一带，西元前三世纪马其顿帝国占有其地，希腊后裔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起兵反叛建立巴克特里亚，即《汉书》所称的大夏。大夏诸王均推行希腊化政策，使这一地区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希腊人雕刻诸神的传统也引入中亚犍陀罗地区。

　　由于佛教自佛陀涅槃后教义广被中亚与印度，佛陀在世时曾禁止任何形像的偶像崇拜，当时的佛教徒为了思念释迦牟尼佛，只用隐喻的法轮、足印及菩提树来代表佛陀说法、住世与成道，我们看到早期印度山崎大塔 (Sanchi) ，西元前一世纪)石栏塔门上的浮雕，和巴尔胡特塔 (Bharhut) 的石栏板上，刻划着无数的佛教本生故事，人物众多，题材丰富，但都没有直接出现佛陀形像。由于希腊人对神的观念不同，他们认为人神同形同性，希腊神话中天国的英雄女神和人世的形像是一致的，在此观念下工匠塑造神的形像，在当地的文化与宗教信仰下，自然地与佛教的精神相交融，产生了最早的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将佛陀塑造成希腊化风格的艺术特征，从目前遗存的犍陀罗造像来看，一方面是对于佛教信仰形像的具体化，一方面是当时的艺术工匠对于雕刻传统与佛教教义的融合。

　　当时的中亚各国兼并激烈，月氏迁于大夏后原有四姓，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等五部翕侯，后来贵霜翕侯丘就郤攻灭四姓，自立为王，号为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又灭濮达、罽宾，国势富强。后来的迦腻色迦王又复灭天竺，版图涵盖今天的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中北部，由于迦腻色迦王崇奉佛教，举行了第四次佛典集结，大乘佛教首先在此兴起，犍陀罗成为西北印度的佛教中心。佛教艺术在当时的犍陀罗地区与印度北部的秣兔罗等地大兴，成为佛教艺术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国史书称为大月氏，也即是中亚史上的贵霜王朝。今天古犍陀罗地区的白夏瓦博物馆收藏拥有佛教早期最珍贵的艺术品。

　　范晔在其《后汉书．西域传》中论说：“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圣灵之所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耶？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由于佛教教义的慈悲平等、蠲敝崇善、好仁恶杀，所以丝路中印度僧侣纷纷东来，中土之士也慕道往还。据《魏书．释老志》《高僧传》《大唐西域记》《开元释教录》所说，此时东来中土的印度僧侣有名可考的就有二十五人，十六国时后秦天竺鸠摩罗什大力整理由印度传来的旧译佛经，东晋的法显由陆路经天竺、和阗到达印度，历经十五年再由斯里兰卡经苏门答腊回到中国。南北朝时来华译经传法的高僧，史不绝书。

　　随着佛教东来普遍传播，作为弘法所需的艺术形像更是兴盛起来。一九八○年在江苏连云孔望山发现了东汉的石刻，其中有几尊头有顶光的造像，顶有肉髻，着通肩袈裟，这些造像特征与印度贵霜王朝的犍陀罗佛像相符，后来在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和柿子湾崖墓门额上方，发现佛跏趺坐像，身着厚重袈裟，衣纹流畅，风格显然受犍陀罗影响。彭山崖墓出土的摇钱树陶座，也发现一佛二比丘三尊造像，仍存有犍陀罗造像余韵。山东沂南汉墓线刻的结跏趺于莲花座有圆形头光的佛像，此种坐姿成为后来佛教造像的标准样式。《三国志．吴刘繇传》记载当时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钢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这是史上最早造像建寺记载。

　　虽然这些造像源自于印度的风格，双颊丰润，五官娟秀，在艺术的表现上已不同于原始犍陀罗。其造形薄衣贴体，褶纹平行稠密，风格近于优美纤巧。这种风格很快为中国的雕塑工匠所吸收融化，努力于将印度佛教图像和汉民族的艺术结合起来，所谓“自泥洹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制像，流式中夏，虽依金镕铸，各务仿佛，名工奇匠，精心展力。”(《法苑珠林．敬佛》)说明在佛教的流传过程中，佛教艺术在中国匠师的创作中，展现传统的审美观与虔诚的宗教情操。

　　至南北朝时造像立寺的规模已相当盛大而辉煌。如道安在襄阳檀溪寺造丈六释迦像，竺道邻在山阴昌源寺造无量寿像，著名的雕塑家戴逵和其子戴颙在山阴灵宝寺造弥勒及夹侍二菩萨木像，南朝时宋武帝造无量寿金像，明帝造丈六金像，梁武帝在光宅、爱敬、同泰等寺大造丈六弥陀金像。北朝造像更是大规模开凿石窟，含盖黄河两岸西北高原，分布于通往印度的交通要道上，且高大壮阔，皇皇巨制，气魄之大，已然超越了印度开窟造像的规模。

　　虽然在考古中发现的东汉末这些类似佛像的造形，抟形稚拙，塑形意义不甚明显，往往与神仙道教形像混置在一起。如江苏连云孔望山的石刻，雕刻题材复杂，其中含有神话传说、佛教、道家等内容。佛像衣着和画像石上的人物相似，韵致接近于徐州鲁南一带画像石风格，且与神仙道教人物一起呈现。

　　目前收藏于南京博物院，1942年四川彭山出土的摇钱树陶座上的佛像，下部双龙衔璧，上端有一坐佛，高肉髻，着通肩袈裟，左右各一胁侍，为典型的佛教造像形式。摇钱树在中国是一种神话树，一般是由树和座所组成，树为铜质，座多陶质，大都铸以西王母、东王公、四灵、飞仙羽人等题材，在汉末神仙方术流行的年代，充份说明当时人渴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幻想意识。摇钱树多数发现出土于四川境内，绵阳何家山出土的东汉晚期一号墓中，有一株铜铸摇钱树，树干上下有佛像五尊，每尊高6.5公分，头后方有圆形顶光，上唇有髭，身着通肩大衣，结跏趺右手施无畏印。

　　佛教在初传至中国时，佛法教义尚未弘开，虽然西方高僧接踵而来，但毕竟人数不多，对于中下阶层的人士来说，“佛”，毕竟是一含义模糊的名词。所以把佛与诸神并列是很自然的趋向，人们用面对诸仙神灵的态度去崇敬衪，用同样的审美趣味来塑造衪，将佛的形像用来装饰墓室、明器或人们的日常器皿，佛教艺术便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慢慢的浸入中原民众的生活。沂南画像石墓中的八角柱的线雕，圆光人像位于柱身的南面和北面上端，相对位置则分别刻着华盖高举的东王公西王母。而四川麻濠汉墓额梁上的佛像的位置，在一般的墓室往往是刻着神仙与青龙白虎等四灵兽的位置。而彭山出土的摇钱树，则由佛的形像代替了西王母。这些现象显示出印度佛教美术，随着佛教的传播，和中华本土造形艺术相互融合的过程。

　　1956年在湖北武昌莲溪寺校尉彭卢墓中，发现了一件铸有佛像的金铜带饰，据考定其制作应是在三国孙吴永安年间(258-263BC)，此件金铜器中刻一佛像，头有高髻，圆形头光，裸上身天衣衱巾由颈绕过肘部向两侧飘起，下着长裙，赤足立于莲座上两侧各有一仰莲。同时在南京赵士冈出土三国吴凤凰三年的谷仓罐也出现以佛为主的贴塑。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三国时孙吴佛教的弘扬最为突出，从江苏、湖北及南京的出土文物都是在当时的吴地，这可能是与沙门康僧会携经像来吴地行道有关。

　　这些考古与记载，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形像意义虽不明显，但是造像的美术特征郤很清晰，大都符合印度佛教造像的样式，衪们都有圆形头光，高肉髻，肩披袈裟或裸裎上身，这些现象说明当时在制作这形像的时候，作者忠实地表现印度所传来的基本造形规范，有意识地将佛的特征，明显的区别于本土的神仙造形，以表其信仰上的差异。

　　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些造像特征在相貌、身形姿态上又不同于印度佛像的既成模式，反而向中国的神仙造形中“人化”的朴素造形转变。以审美功能来说，这些考古文物与文献记载体现了外来宗教观念的影响，也改变了中土对神道设教的传统。从普遍在意义上来看，初期佛教造形是与中国的神仙夹杂在一起的装饰图腾，并没有把佛本身当作独立供奉的崇敬对象。在中土承袭了汉代重“纹”的装饰性审美风尚，从而可知，佛像题材的表现采用任何各种可能的展现方式，化入墓室的雕刻、金铜的带饰、陶瓷上的贴塑、石壁上的线刻及门梁上的图像，与人的生活与生命结合在一起。

　　从汉末到南北朝，中国长期处于战乱，门阀世族势力扩张，外族不断入侵，贫富两极分化，生命朝不保夕。儒术中建立政治社会伦理秩序已不能治世，各阶层都寄望于宗教与灵魂超脱，诚然佛教传入于中国一个最紊乱的时代，中国人领略到一种对生与死，人性和宇宙万物概念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佛教传入中国时，大乘教义正处于发展之中，中国人同时接受大乘与小乘教义，魏晋时中国上层社会开始信奉佛教，佛学教义在世族豪门中广为流传，士大夫间与高僧间的玄学论辩不断地往还，无形中也促使佛教学说的散播。北方的外族统治者也欣赏佛教，如佛图澄在后赵的弘传，也使这些北方的君主相信佛教比萨满教来得高明，而佛教的平等观，不像儒学那样严防夷狄之分，就北方民族来说，这无异是让自己与中原民族站在同等的地位，为建立一个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在这样的风气下，佛教在中国达到发展的条件，长江南北伽蓝迭起，浮图竞立，石窟大举开凿。以美术史来看，寺院一起，伴随着造像涂壁的美术活动，现存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一尊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像，造形上还维持印度犍陀罗造像的风格，头作高髻，上唇留八字胡，眉间有白毫，脸似中亚人，着通肩斜向袈裟，衣褶线条均衡流畅，棱痕明显，具有强烈的印度式造像风格。最重要的是肩上有火焰纹，这种“焰肩式”只有在中亚阿富汗有出土过类似的造形数例。十六国时期的佛造像，虽然接受西来影响，但已作造形上的改变，尽管大体上不甚明显，郤流露出汉化的征兆。佛像也已然作为独立的造像来看待，现存后赵石虎建武四年的金铜佛像，是目前现存最早有纪年的圆雕佛像，标示着单体佛像雕塑已普遍出现，此尊发髻高耸，刻划精细，额际宽平，仍具犍陀罗造像特征，但脸部已不再是深目高鼻，而是以典形的中国人面容出现，嘴角上扬，笑容可掬，衣着在胸前呈U形平行棱线，展现出佛像艺术由西向东传，中土艺术家不断演进和追求汉化的典型实例。

　　而石窟的凿建也相继立于此时，以敦煌莫高窟来说，西晋时竺法护号为“敦煌菩萨”，北凉时印度高僧昙无谶曾定居敦煌译经，当时敦煌“材坞相属，多有塔寺”，佛教兴起，石窟寺相继而生，据《莫高窟记》所说：“在州东南二十里三危山上，(后)秦建元中，有沙门乐樽，杖锡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樽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可见敦煌莫高窟自后秦始建，现存早期的塑像多属于五世纪之间，第268、272、275等窟，考定为西凉末至北凉之间所塑，以275窟来说是一个纵长方的盝形顶窟，西壁前塑大型交脚弥勒造像，交脚弥勒系为我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像中独特的造像形式，交脚的样式与北方民族的坐式礼仪有关，头戴三珠宝冠，项饰璎珞，下着羊肠裙，居于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坐狮子座，造形沉静、挺拔，严肃雄强，展现出宽宏安定的北方民族的气质。与此同时有天水麦积山与永靖炳灵寺石窟，可惜这些早期造像大部份皆已残存，但仍可见出佛教造像的汉化过程。佛教造像完全属于汉化的造形，要等待拓跋氏统一北方大规模的汉化政策，以及南朝的士大夫形“秀骨清相”的佛教造像。

　　虽然说，佛像雕刻其造形是外来的，是希腊化和印度本土艺术结合的艺术造形，最初的创造者是希腊化的雕塑家，尽管如此，佛教美术的中国式融合是使这一艺术成为真正独立的最大作用。中国的雕塑传统由来已久，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于俑像、陵墓雕刻及佛教造像。我们从汉代的陵墓石兽，墓室的线雕及陶俑，秦代举世闻名的始皇陵兵马俑，大量的立体造形。如此博大精湛的技艺传统，当佛教艺术传入中国，这些高鼻深目，薄衣贴体的西方佛教艺术造形，便被中国这个艺术的融炉所吸收、融合，重新诠释、创造，成为一种中国化的造形艺术。